“要我说呀，这法庭是真会‘解疙瘩’！”近日，在巨野县人民法院龙堌矿区人民法庭，刚拿到撤诉书的李某回头冲着老张感叹道。

夕阳把两人的影子糅在一起，远处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——小张搭着小李的肩，碎了的眼镜早已换成新的；小李手写的道歉信，被小张折得方方正正放进了书包，倒像是揣着个稀罕物。

法官董滕飞望见这一幕，不由想起3天前调解室里剑拔弩张的场景。

老张攥着病历本说：“我儿子的眼镜碎了，头上肿着包，住院6天，花了5300元，一分都不能少。”

老李揣着医院的缴费单，后背汗湿了一片：“饭钱路费都是我掏的，就5000元，多一分都没有！”

这是一起普通的未成年人纠纷案：初一学生小张撞倒了小红，小李为小红“出头”打了小张。公安机关因小李未满14周岁不予处罚，小张便诉至法院向小李索赔1万元。

法庭调解了5次，却卡在这最后300元上。

“法官，他这是讹人！”老李急得直拍桌，“当初在派出所，俺就带着孩子去查了，医生说没事，他们偏要住院……”

“没事？”老张猛地抬头，“我儿子疼得睡不着，住院观察有错？你们就是不想担责！”

董滕飞稳住两人，笔在调解记录本上画着。她记得老张私下说的话：“我要的不是钱，是想让孩子知道，爸能给他讨回公道。”而老李每次来都说：“孩子知道错了，可不能被这么逼。”

开庭那天，双方吵得更凶。老张把5300元的数字圈了又圈，老李梗着脖子说“就5000元，多一毛我立马走”。

书记员小声问：“这可怎么办？”董滕飞的目光落在角落里抠指甲的小李身上。

她恍然想起培训课上的一段话：在未成年人侵权案件中，虽然判项中不能要求未成年人承担道歉的义务，但调解中可以鼓励施暴者以私下道歉的方式进行。

董滕飞清了清嗓子：“小李，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吗？”

小李低着头，支支吾吾说：“不该打人……”

“那你愿意给小张写封道歉信吗？”董滕飞递过纸和笔，“就当补上这300元，行不？”

老李愣了愣，突然拽过小李：“写！必须写！错了就得认！”小李捏着笔，手直抖，老李在旁念叨：“把对不起说清楚……”三易其稿，信上终于有了工整的字迹：“小张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打你，希望以后还可以做朋友……”

老张展开信纸，看了又看，忽然红了眼，说：“这信，比300块钱金贵。之前我也急了，住院是想查仔细些。”

老李忙着接话：“俺也不对，没教好孩子。”

签订调解协议时，小张把道歉信塞进书包，拍了拍小李的胳膊。两个孩子没说话，却都笑了。

董滕飞望着此刻路上相携而行的身影，忽然明白：最好的判决，从不是冰冷的数字，而是让矛盾化开的温度。

通讯员 周莹莹 刘超青 记者 胡德光